睡吧，孩子，睡着了就好了
互联杂谈按：
有些事情，你可以选择遗忘，可以当作从来没发生过，但是即便你完全忘记了，也不能保证他不会再发生。
周群口述 陈秉安整理
我的父母弟妹
我叫周群，今年79岁。祖父是道县兴桥人，是普通农民，有十几亩田，省吃俭用送我父亲上学。父亲周谟，抗日时期报名参加国民党青年军，上前线抗日。抗战胜利后，在南京国民政府交通宪兵科当科长。
我1936年出生在江苏镇江。1949年，我已经13岁，这时，到处传说解放军要打过江来了，远方“隆隆”的炮声都听得见了。有一天，父亲突然神色慌张地从南京赶了回来，对我和母亲说：“共产党的军队要渡江了，政府乱作一团，我们得赶快跑。”母亲说：“往哪儿跑啊？”父亲说：“还能去哪里呢？去台湾的船票就是10根金条也换不上一张。只有回老家道县。”这样，我们一家辗转奔波，回到了老家湖南省道县，在县城租了一间小房住下。
解放军过了长江后，战火很快到了湖南。不久就听说湖南省省长程潜和平起义了，接着，湘南行署主任欧冠也准备和平起义。他与父亲在南京有一面之交，为了拉更多的“和平力量”，把我父亲也叫去了零陵“共商”。1949年11月5日，欧冠通电起义，这样，我的父亲便作为“起义人员”，受到礼遇。11月15日，解放军进入道县县城，父亲还摇着彩旗欢迎解放军入城，道县人民政府举行“共商道县和平建设”会议，把我父亲请去参加。
谁知事情说变就变。有一天，父亲接到县政府的通知，要他去衡山集训。我们都很紧张，他都起义啦，怎么还要找他呢？不久父亲就从衡山来信，说每个从旧社会过来的人都要坦白交代自己对共产党做过的错事。他在信中说：“我要努力改造自己，跟上时代的步伐。”
1952年5月2日，我正在道县的省立七师读书，早上学校突然通知，全体学生去参加全县的“宣判大会”。猛然，我看见父亲被五花大绑跪在台上。不久就听见审判员宣判了他和另外5个人死刑！
父亲被押着从台上推下来，台下的人群立刻像潮水一样，分开两道，高喊口号：“镇压反革命！”父亲的眼光还在人群中扫着：显然，他是在找亲人。可是我让人群隔得那么远，可怜的父亲怎能看见我呢？不久，就听见远远传来的枪声。
父亲死了之后，母亲手不能提，肩不能扛，4个弟妹，加我5张口吃饭，怎么养活？父亲是被枪毙的，按公安条例，母亲和我们姐弟都成了“杀关管亲属”，亲戚都怕惹祸上身，看见我们都绕着道走。晚上，弟妹们睡了，我看到母亲站在窗前发愣，窗下就是潇水河，我真害怕她轻生。母亲满脸泪水，摇头说：“我不会的，我一看到床上躺着的你们，就不会死了，没有我，你们怎么活？”不久，又传来消息，说我上中学的大弟弟周元正搞“反革命组织”被抓了。弟弟与同班“出身不好”的子弟成立了一个篮球队，他们常用纸条通知在哪里练球，在哪里比赛，而且总是用文言文，他们穿的背心上印有一个蓝色的队徽。就说那是国民党党徽，他们串联纸条上写的是“暗语”。大弟弟周元正就这样被无辜判了20年刑，一直到70年代才出来。一个十几岁的翩翩少年被改造成了唯唯诺诺，见谁都害怕的小老头。
第一次婚姻
这时我中师毕业，总算能挣钱，帮助母亲减轻一点负担了。我找到县教育科，请求安排工作。那时候农村缺教师，教育科开恩，答应安排。但是要求我去最艰苦的洪塘营。那是离县城几十公里的瑶族山区，学校几乎与世隔绝。让一个17岁的女孩子进到深山教书，同发配边疆差不多。我能有什么选择呢？我这样的人，能给一份工作就算是不错了。
在偏僻的瑶山中，我碰上了第一个丈夫蒋汉镇。他高大、英俊，很有文体才华。在道县一中，打球、演戏都很出名，我在舞台见过他，很有好感。蒋汉镇出身地主家庭。父亲是在淮海战死的。本来，他已被选拔到部队文工团了，因为家庭问题被打下来，也分配到偏僻的瑶山中教书。
塘营小学老师不多，有些在当地有家。一到放学后，学校里就剩下了我们两个。在与世隔绝的大山中，“同是天涯沦落人”，有一种特别的亲近感，我们很快就恋爱了。
我对谈恋爱有种隐隐的负罪感，父亲才死，弟妹又小，我怎么能贪图享乐呢？蒋汉镇就开导我，人总不能一辈子生活在阴影里，应该抬起头来生活。我们都年轻，党指引的未来是光明的。1959年，我与蒋汉镇结婚。1960年，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当时流行小说《林海雪原》，我们便给第一个男孩取名林海。1962年，又生下了一个女孩，叫雪原。1964年，生下第三个孩子，是男孩，取名林松。为什么取名林松？我知道苏联莫斯科大学的门前，有两排高大挺拔的雪松。我一生最美好的理想，就是去一次共产主义的故乡，如果我去不了，愿我的儿子能去莫斯科上大学！
那一段时间，家庭生活和睦、幸福。社会上的政治斗争还没搞到我们年轻的一代人身上来。我和汉镇还经常在学区大会上讲公开课，每年都被评为“优秀人民教师”，发一支钢笔、领一张奖状什么的，心里很满足，对党对毛主席很热爱。1965年全国搞“四清”，情况就变了。
本来，我们以为解放的时候都不到18岁，不是地主分子，即使父辈有问题，也不是我们的罪，没想到运动会搞我们。1965年下半年，洪塘营学区100多名教师被召到区里集中学习文件，搞“自我革命”，就是向党交心。每个人回顾检查自己，把“辜负了党”的事情说出来，“与昨天一刀两断”。为了让教师们大胆交代问题，党支部书记宣布：“不扣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后来才知道，这些都是骗我们的。
那时汉镇在学校管了一点伙食账，除了交代自己对学生不够耐心外，还把账本交给领导，交代了“私自炒菜用油”的问题。我则把读师范时的一本日记本交给了领导。没想到，交心的第三天，学区的墙上就贴满了大字报：“地主分子蒋汉镇还在吸血”，“奇文共欣赏：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周群反动日记摘抄”。很快，全学区掀起了一场批判我们夫妻的风暴。汉镇记的“油盐柴米”账，被说成是“变天账”，我用铅笔抄写毛主席语录，被说成“对伟大领袖不恭”。我日记本上抄的名诗、名句，被说成要搞“资产阶级复辟”，“盼望帝修反回来”。我们两口子被押到台上，向毛主席“低头认罪”，一遍又一遍地交代“反动思想”。在我俩被清退出学校时，我曾问蒋汉镇：“我们这些人不合适，清退便算了。干吗还要开那么多会，批判、斗争、污辱我们呢？”汉镇一句话让我茅塞顿开：“光把我们清退怎么够呢？要批判我们，教育其他人啊！”
1965年12月，我们两口子被学区清退回蒋汉镇的老家，瑶山深处一个偏僻的小村庄——小路窝村。我还记得那是个凄冷的早晨，蒋汉镇挑着一担行李，我一手挽着装杂物的篮子，一手牵着雪原。林海背着林松，当我们一家人走出校门时，没有一个人来送。
回到老家，蒋汉镇家原来的房子已经倒塌了，我们借别人的一间房子住。那房子是堆稻草的，从瓦缝里都能看见光，一下雨，到处都漏。我们就拿稻草把房顶漏的地方堵了，把稻草杂物清理了一番，勉强住了下来。村里增加了人口，就少分口粮，当然不欢迎我们，时时要看人的脸色。好在按规定，还能吃一年的国家粮，发了一点安家费。所以一开始生活还过得下去。
转眼到了1967年“双抢”大忙季节。我们一家人都投入到插田割禾之中。为了表现好，让妻子儿女少受歧视，细皮嫩肉的汉镇打着赤膊，在火热的日头下踩打谷机。我也挽起裤子，下田学割禾；3个孩子，5岁的雪原，到田里拾谷穗；7岁的林海看了队里的几头牛，再牵上小弟弟林松。我们就像牛，低着头，俯首贴耳，听凭改造。汉镇总是安慰我：“我们是运动中出来的，照共产党的政策，运动结束后，就会纠偏，那时，我们就能回去了。
可是我们没等到这一天。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到来了，我们不但没能回去，一家5口，只留下我一个！
1967年8月，道县农村刮起一股杀人风。我们附近的蚣坝河里丢满了尸首，河水一片血红。田埂上，路边上，到处可以看到尸体。1967年8月26日，已经是半夜了，我和3个孩子被叫起来，押到队里的禾场上去。蒋汉镇已先被捆绑在那里了。禾场上火把通明，几十个民兵拿着马刀、鸟铳，押着村里的地富及其子女朝山上走。小妹子牵着我的裤脚，林海背着林松。林松趴在哥哥背上，好懂事啊，也不哭，就这样高一脚，低一脚地被押到一个天坑（溶洞）边。这时，治保主任唐兴浩跳到了石头上喊话：“现在，我代表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宣布你们的死刑！”就看到有人拿着一张纸，读名字。叫一个，民兵就从人群中拖一个人出来。挥起一刀，朝脑壳砍去。或者拿铁棍朝脑袋打一棍子，只听惨叫一声，血就喷出来了，再一脚，踹到天坑里面去。
蒋汉镇被第三个点名，头上被打了一棍，丢下洞去。我是第八个！可怜我那3个孩子，撕肝裂肺地叫“妈妈”，我哄他们：“乖，你们别动，妈妈过一会儿就回来。”我那时还心存一丝幻想，想着他们杀大人，孩子是来陪看的，不会杀孩子。所以我不能反抗，做什么都配合他们。
我走到天坑边，只觉得脑后一阵冷风，一根硬硬的东西打在我的头顶上，没有痛，一阵天旋地转，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我被救出来以后，有人告诉我，打我的东西是开山打炮眼用的钢钎。
后来听人说，我被丢进去之后，他们又来抓我的3个孩子，可怜3个无辜的孩子，吓得像被追的小鸡，满坪跑。孩子当然跑不过大人，3个孩子都被丢进了天坑。这真是个“吃人”的天坑啊，光这次就扔下了25个人！
老天有眼，一开始，我们全家5人丢下去后，都没死，在黑洞洞的天坑里又相见了。我碰碰旁边，冷冰冰的，都是一具具的尸体。奇怪啊，平时，我晚上听见猫头鹰叫都怕，这时候，同冷冰冰的尸体睡在一起，也不知道怕。
几天中，没有吃的，尤其是没有水喝，汉镇先昏迷过去了，我们就这样一步步等待着死亡来临。
不知道过了多久，可怕的死前症候出现了。第一个是林松，他拼命叫着：“妈妈，我要喝水，我要喝水！”没有水，就用小拳头打我，抓我的头发。我对他说：“睡吧，孩子，睡着了就好了。”
这时候，汉镇突然站起来，口里念：“高粱，高粱，好多高粱……”他已经疯了。他在尸体上走来走去，跌跌撞撞，突然“扑通”倒下，再没有声音了。
林松也不动了，我摸摸他的鼻孔，已经没有了气，奇怪，我竟然啥悲伤都没有。也许是我觉得，我很快也要死的。
这时，我听见林海在嘟哝：“妈妈，我为什么还不死啊，我想早点死。”我的五脏六腑都碎了！可怜的孩子，才7岁啊！又过了一会，他也真的就再没声音了。
小妹子死得慢些，她也要水喝，我就在洞里四处乱摸，摸到一个小水凼，就用嘴含着水去喂她。谁知她喝了水，头一歪，倒在她爸爸身边，也没气了。
我知道，马上要轮到我了。我很平静，我把丈夫、两个儿子和女儿都拉过来，4个亲人并排躺下，静静地等死，等待黄泉路上，我们一家人同行。没想到，头顶的洞口有人叫我的名字！原来，47军下来制止杀人了，我被人从天坑中救了上去！
救上我后，他们问，周老师，你去哪里？一句话让我眼泪哗哗地流。丈夫死了，3个孩子死了，家没了。我孤孤单单一个人，能去哪里啊？
第二次婚姻
想来想去，想起蚣坝墟上，有我的一个伯母，我叹了一口气，只能去投奔她了。没想到，在伯母家里，开始了我的第二次婚姻：与大队支书李自贵建立家庭。
很多人问我，得救后为什么要嫁大队支书？是不是让贫下中农来保我的命？我说，又是，又不是。
李自贵是蚣坝公社冲子口村人，解放前，他家很穷。母亲在病中瞎了眼睛，怕拖累儿子，上吊死了。李自贵10岁就带着两个弟弟讨饭。共产党来了，他家才翻了身，分了地主的田，又分了房子。朝鲜战争爆发，李自贵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他杀敌立功，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从朝鲜回国后，先到零陵的一个矿山工作。但他当惯了农民，向领导打报告，要求回乡务农。1962年，李自贵回到了老家蚣坝公社冲子口村，不久被选为大队党支部书记。
文化大革命中道县到处杀人。上面指示说蚣坝大队要杀多少“地富反坏”。李自贵是个非常忠诚的共产党员，在部队才认识几个字。党的路线出了什么错，他是不会去想的，只知道要听党的话。我后来听他说，接到杀人的指示，他也很矛盾，一直不忍下手。但是上面的命令一个接一个压下来，要是不杀人，你就是站在“地富反坏”一边，自己都有危险。后来，他也参加了杀人。我在道县处遗小组的材料中看到了这样的记录：“1967年8月25日，蚣坝大队支书李自贵、大队长周时、贫协主席蒋绍黄、治保主任朱贤儒、民兵营长蒋学金、大队‘红联’头头蒋启念等人，以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名义召开宣判大会，当即宣布了涂宏光等22人的死刑，并立即拖到圩场边上的两口废红薯窖边执行。”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蚣坝刮杀人风的时候，李自贵家中突然出事，他的老婆上吊了！原因是他老婆的父亲在国民党部队中当过兵。她在与邻居吵架时，人家骂她父亲是“国民党兵痞”，说她老公李自贵不配当大队支书。这在当时是个很大的罪名了，他的老婆一气之下，上吊自杀了。留下了一个两岁的男孩叫李玉新。谁的“阶级”就那么纯洁？这件事对李自贵教育很大。
当时李自贵无法带孩子，就把孩子放在蚣坝墟上交给我伯母带。也是这个原因，我到伯母家里不久，就认识了李自贵。李自贵看到我抱着他的孩子，心有愧疚。他想同我结婚，请我的伯母做媒。一听伯母这样说，我坚决不同意。我原来的丈夫、孩子的尸骨都还在溶洞里呢，我怎能嫁给他？伯母说，外面还在杀人，嫁个贫下中农，你的成分就改了，有他保护，你死活可以留下条性命。我的弟弟也这样劝我。
最后让我下决心跟了李自贵的原因是他的孩子：两岁的玉新。当时我刚失去了3个心头肉，就像一头失了崽的母狼差不多快疯了，玉新就是我的精神寄托。抱着玉新就像抱着我的林松，没有玉新我只有死。所以当他们说，如果我同意就要抱走玉新时，我心软了。
这样，我同意跟李自贵去了冲子口村。从此，我由一个教师，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妇。每天，我上山放牛，用一块蓝布把玉新捆在背上。有一次，我经过小学校，听见一位女老师讲课，说苏联有3个革命导师：列宁、斯大林、阿尔巴尼亚。我在窗外干着急，但是看看自己这个样子，一个衣衫褴褛的放牛农妇，想想自己的身份，哪有我说话的余地？
有两件农活我最难忘，一件是挑牛栏粪，赤脚站到又臭又潮湿的牛粪尿里。有时，还要用手去捧牛粪。一开始我怎么也做不下，我一辈子都爱干净，脚一踩到软软潮潮的牛粪上就恶心。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时间长了，就如同踩在潮湿的棉絮上一样。
还有一件难事是砍柴。大炼钢铁，把山上的柴都砍光了，我要跑到很远的山上去砍柴。我带着孩子，怎么办呢？我就在地上摊开一块蓝布，把玉新放在蓝布里坐着。有一次，柴担到半路，“噗——”藤绳断了，柴散了一地。这时天又黑了，肚子又空了，力气也没了，我哭，孩子也哭。远远地听到“周群，周群”的喊声，原来是李自贵来接我们母子了，那是多么难忘的回忆啊！相依为命的生活，慢慢化解了我们之间的冤结。劳动中，困苦中，相互照应，我们有了更多的共同点。
这时，外面有了风言风语，说：“冲子口村出奇事了，共产党员讨了个地主婆。”“大队支书中了美人计了！”有一次支部会议批评他“阶级立场出了问题”。为了我，他受了处分。他没有怨我，依然爱我。这一点使我很感动。我决心好好撑起这个穷苦的家！
几年后，我们添了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男孩取名玉东，女孩取名来媛。穷屋里一下有了3个孩子，那是3张嗷嗷待哺的口啊，我们家更穷了，但穷人却有穷人的快乐。孩子虽并非我一人所生，但手心手背都是肉。大女儿来媛要出嫁了，没有钱做嫁妆，怎么办？以前李自贵还可以到瑶山去砍竹子，卖几个做衣服的钱。但那时正批“资本主义尾巴”，谁都不敢搞副业。嫁女的钱从哪里来呢？是我结扎了自己，拿回了20块钱，把女儿嫁出去的。那时，计划生育结扎男人补助10元。结扎女方能补到20元。我就代替李自贵结扎了自己。来媛出嫁离门的时候，紧紧地抱着我不肯走，哭成了个泪人儿。
1980年，道县大屠杀事件平反，一些杀人的凶手受到了法律的惩办，李自贵也不当大队支书了。我又回到了蚣坝的教师队伍。县里群众还强烈要求，让我这个九死一生的人当政协委员。我同李自贵的位置，正好倒了过来。
20世纪80年代中期，教育局要把我调到县里去。临走时，我发现自贵很不安，他有顾虑，怕我一去不回。那段时间，很多在文化大革命中嫁人的都离婚了。我们蚣坝一个从广西来的女医生，平反后，抛弃了老公孩子，又回了桂林。我对自贵说：“你放心，我们是从那个苦难的岁月中走过来的。你对我好，我记得的。不管我以后做什么，都不会抛弃你。”
不久，我们把家搬到了道县县城，我教书，自贵在家做点家务。这时，玉新已经成家，玉东学了机电，来媛进了纺织厂，不久又添了孙子和外孙女，一家人的生活和睦、幸福。2000年以后，我发现，老头子的身体慢慢不行了。他老是咳嗽，痰中带着血丝，有时咳得整夜都不能入睡。2008年冬天，他病倒了。我还记得，那是一个雪天的黄昏，屋里生着火，他可能感到自己快不行了，向我招手，又用手敲敲床，让我坐下。我说：“你要说什么，我都清楚，不说了，不说了。”他眼里都快流泪了，断断续续地说：“我这辈子，对不起很多人，也对不起你！”李自贵一生很坚强，从不流泪，这回，他流泪了，泪水分成两道，顺着他的面颊往下流。我也忍不住，抱着他哭。他在床上又躺了3天，无声地走了。我和儿女把他葬在家乡冲子口背后的山上。伏在坟上，我哭了一场。
2011年，我在记者的陪同下，再次来到了枫木山，找到了我第一个丈夫和3个孩子死去的天坑。洞口已被人用大石块盖上，旁边建了一座“枫木山小学”。
44年了，这里灌木丛生，难以辨认。但44年前，一家人“阴间相会”的情景犹在眼前。我不由自主地喊了一声：“小妹子、林松，妈妈来看你们了！”
后来，我在天坑口上为他们立了一块碑，碑上写着“蒋汉镇老大人及子女林海、林松、雪原之墓”。落款是“贤妻、慈母周群立”。
互联杂谈后记：
一晃过去50年了，湖南道县的事情，虽然有大量资料，但是大部分人都已经忘记了，或者从来没听说过，一个灾难如果都不敢反思不敢深究原因，那么你怎么能保证灾难不会再次发生？
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湖南省道县经历了66天的大屠杀，被杀死4519人，被杀绝的117户。
1980年12月22日，胡耀邦视察中南五省，专程来到湖南零陵地区，听取地委关于道县杀人事件的汇报。指示说：“没有处理完的要处理完，主要是要对受害者要安置好。”
1982年春，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江华回故乡探亲。零陵地委书记向他汇报“文革”道县滥杀无辜的情况时，江华突然问道：“你们道县到底有多少和尚？”这位地委书记没有想到首长有这样幽默，老老实实答道：“没有哇，没听说过道县有和尚。”江华气愤地说：“还没有和尚？杀了那么多人，无发（法）无天！”这位高法院长的堂弟就死于那次屠杀中。
1984年，道县成立“文化大革命杀人遗留问题工作组”，历时两年，做了大量的调查、安置、抚恤、处理工作。受害者家属得到一纸《平反通知书》和抚恤金。如桥头大队周文楝一家大小五口无辜被杀后，家中财产当晚均被村民吃光分光。在给这家人发放《平反通知书》（编号为0789）的同时，还补发了被抄财产费379元，房屋修理费300元，共计人民币679元。1000多名屠杀者得到党纪政纪处分或有期徒刑的处罚。杀了几十人的刘代修，因在上级明令禁止杀人后依然顶风作案，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其实当时道县周边地区也大开杀戒。
宁远县
1967年8月18日开始杀人。梅岗公社小欧家大队与道县杨家公社郑家大队一山之隔。郑家大队杀人后，一些四类分子（子女）跑到宁远这边山上躲藏。小欧家大队的一个社员上山打柴，听到冲里有人说话，走过去一看，没有人，却看到地上有人坐过的痕迹，还有几颗“喇叭筒”的烟蒂子，赶快回去向大队支部报告了，很快流言四起：“道县黑杀团在我们县里开会了，要‘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一扫光，中农杀一半。’”“道县的四类分子和我们这边的四类分子串联，准备‘八月大组织，九月大暴动，十月大屠杀’。”8月18日（农历七月十三），小欧家大队一个在外面做手艺的外流人员（非四类分子）回家过节，带了两个身份不明的陌生人，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大队党支部和群众组织“红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对该外流人员和地主分子欧涛玉等四人采取革命行动。当晚便将4人杀害。自此，杀人风从道县刮到了宁远。接着，麦地公社路田大队，以公社贫协主席、文革主任为首，把38名地富分子及子女像柳条儿串鱼一样捆在一起，推下废红薯窖，放火熏死后，盖土掩埋。晓睦塘公社党委书记李远生当时在晓睦塘大队蹲点，听到杀人风声后，立即召集大队干部开会研究杀人问题，大队干部问他怎么搞，他笑而不答，从地上捡起一根稻草，以掌代刀，做了个砍的姿势。但下面有人还没有理解深透，又问了一句：“李书记，你是说……？”大队会计有点文化脑子活接了一句：“死蠢，这都不懂，李书记是讲斩草除根。”李远生高兴地在他肩头拍了一巴掌：“聪明！”当即分工，全大队按照自然村分为两片，均由支委负责，分头行动。农历八月二十二早晨，以召集地富分子及子女分萝卜田为名，将其骗至预定地点，突然袭击，全大队地富分子及家小共68人被推入地窖活埋。在屠杀中有的家被全家不分老小全部杀绝。清水桥公社吕家大队吕成高一家灭门案中被杀了10人。弯子里大队是宁远杀人最血腥的一个大队。这个村子不大，村民多数姓郑。1967年中秋节后的第五天，仅仅一个早晨，小小山村就有50多人（主要是地富及子女）被大队干部指挥民兵用乱刀砍死，抛尸地窖。被害人中，身材高大的郑工金被砍死后，身子进不了窖眼，杀人凶手用锄头将其切断成三段，塞进窖里。12岁的少年郑山壮为了逃命，跑到山上，爬到一棵树上躲起来，结果还是被抓了下来，他跪在地上，拼命磕头：“叔叔伯伯莫杀我，我一世替你们做牛做马都要得。”这话成了这个少年的遗言。17岁的少女郑翠云，因为长得秀气，被本村的几个人拖到大队小学里面轮奸后，活活砍死。12岁的女孩郑见品，慌乱中爬进一条寒气逼人的阴沟，在里面躲了三天三夜，总算留下一条小命。村里三个光棍汉，趁机将三个有点姿色的地富家的女人关起来，等到杀了她们的丈夫，就“堂堂正正”地娶回家来。其中一个女人，已怀孕9个月，因肚子太大，一时不便娶回家，准备生产之后，再娶，后设法逃脱，在外面重新嫁了人，总算逃脱了刀口嫁人的命运。因隔河较远，河汊分布不及道县丰沛，杀人方式多为刀砍和活埋。该县文革杀人从1967年8月18日开始至10月25日结束，共杀1092人（含被迫自杀），全地区排名第二。
江华县
文革杀人事件1967年8月29日始至10月25日止，历时57天，共杀898人（含被迫自杀）。8月下旬，道县洪塘营公社地主（子弟）杨铁桥全家5口被杀4口，仅杨只身逃脱，逃跑到江华县湘江公社苗子园大队亲戚家避难。洪塘营公社多次派人前来追捕，同时散布道县杀人情况。苗子园大队干部开会讨论，认为“调皮捣蛋”的四类分子，道县杀得，我们这里也杀得。于是在8月29日把大队上一名有男女作风问题的富农子弟拖上山投了天坑。在全县首开杀戒。贝江公社贝江大队，有人提出“阶级敌人全杀光，从此天下就太平”的口号，把全大队所有的地富分子及有各种历史问题的人全部杀光。大石桥公社妇女主任在回公社的路上，看到几个地富分子坐在路边抽烟、聊天儿，认为是四类分子开黑会、搞暴动（实际上是出义务工修路，工间休息），立即到公社报告了。公社领导马上组织民兵将人抓来公社，刑讯逼供。连续吊打三天三夜。其中一个名叫江光芳的富农分子熬刑不过，瞎编乱造，供认参加了所谓“反共救国军”，同时供出成员131名，其中竟然包括公社书记、社长、文革主任。大石桥公社立即顺藤摸瓜，严刑逼供，大肆追查，并成立公社“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万人大会公开审判，杀了14人。曾参加过桂东游击队、担任过江华地下解放武装分队长的老地下党员唐家雄也在其中被执行了“死刑”。原国民党起义将领、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虞上（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的堂兄）被反复批斗，刑讯逼供，逼他供认江华是叛徒、假党员，虞因不堪凌辱被逼自缢身亡。该县杀人起步稍晚，动手时6950部队已进驻道县制止杀人，封刀时已到是年深秋，数量上虽然比不上道县老大哥，造成杀人的深层原因却极为相似。当时，实际行使政府职权的江华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和县武装部的主要领导，对杀人事件或明或暗地采取了纵容态度。
江永县
江永县文革杀人事件开始于1967年8月17日。该日上午，桃川公社石砚大队下放知青王××在江永县城被杀。同日晚，江永县铜山岭农场跃进大队召开全场职工大会，枪毙两名老“地主”和两名“地主狗崽子”，并吊死一名丧失阶级立场嫁给“地主狗崽子”的青年妇女。农场数百名职工和近百名知识青年被通知到队部禾堂看处决，“经受阶级斗争的洗礼”。将该县文革杀人事件推向高潮的是界牌公社党委书记杨修玉。杨修玉系道县祥霖铺人，大屠杀期间，他回道县探亲，沿途看到河里飘着死尸，树上挂着死尸，又到道县的同僚那里取了点经，很受启发和鼓舞。回公社后，于8月25日召开全社各大队“五巨头”（书记、队长、民兵队长、公安员等五人）会议，把在道县看到的一些情况和道听途说的一些谣言，向各大队的“五巨头”们吹了吹风。所以这次会议又被称为“8·25杀人吹风会”。
第二天，公社又召开各大队贫下中农造反兵团（即贫协）负责人会议，分析形势，研究对策。正在开会，文革大队党支部书记刘自进带领一些人，敲锣打鼓进了会场，向公社报喜：
“具有高度阶级斗争觉悟的文革大队贫下中农，粉碎了一次阶级敌人的暴动阴谋，镇压了6名阶级敌人，特向公社报喜！”
会场顿时开了锅，人们再也坐不住了。
“还开什么，文革大队走在我们前面了，我们落后了。”
“说一千，道一万，不如实际干一干！”
“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还等在这里干什么？赶快回去行动哦。”
一哄而散。纷纷赶回大队部署杀人。三天之内，全社共杀126人。
紧接着允山公社公安特派员张文德为首策划，趁允山赶闹子的时机，以允山公社“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名义，枪毙了该公社的3名四类分子，围观者数以千计。张文德亲自起草杀人布告，布告的落款也很值得玩味：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贫下中农
副院长造反派
这张布告，张文德命人抄写几十份，从允山一直张贴到江永县与广西搭界的龙虎关，沿途六十余里，经过允山、回龙圩、夏层铺、桃川、粗石江、源口六个公社，整个江永县为之轰动。
江永县文革杀人事件中共杀325人（含被迫自杀）。
双牌县
双牌县文革杀人事件共杀345人（其中被迫自杀48人）。杀人的特点是零星、分散、残忍。
双牌县是1970年以后新建的一个县，文革“杀人风”时期叫潇水林业管理局。1978年行政区划调整，原属道县的理家坪公社、车头公社的双峰大队划归双牌县。该县文革“杀人风”主要集中在理家坪和江村两个公社。潇水林业管理局开始杀人的时间是1967年8月23日，最先杀人的是现已划归永州市管辖的何仙观村（大队）。相传该地为何仙姑修炼得道之处，现为零陵地区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
由于采访任务的需要，我们每到一处都特别关注那些没有杀人的公社（农场、林场）或大队。在双牌县我们看到了一只十分值得解剖的麻雀——阳明山林场。这里山深林密，社情复杂，外流人员多，一直是潇水林业管理局狠抓阶级斗争的点，也是阶级斗争抓得最得力的点。文化大革命中，该林场派性斗争十分激烈，抓的人最多，批斗的人也最多，但是在四面八方都在杀人的情况下，却一个人也没有杀。为什么呢？就是林场武装部长和党委正、副书记在杀人问题上意见一致：他们杀他们的，我们这里没有上级的指示，坚决不动手。
新田县
新田县文革杀人事件以召开万人大会著称。1967年9月8日开始杀人，动手较晚，但声势浩大，不留死角，从9月8日起到10月18日止，历时40天，全县21个公社全部都杀了人，其中18个公社（包括城关镇）由主要领导（公社书记3人，公社主任4人，武装部长12人）为首策划、部署、组织召开了19场万人大会杀人。那段时间，基本上是杀人就要开会，开会就要杀人。全县共杀786人（其中被迫自杀180人），占当时全县总人口的0.35%。
与道县不同的是，新田最先大开杀戒的地方是城关镇，即新田县城。是从城镇杀向农村的。9月8日，新田群众组织“联总”在城关镇召开全镇革命群众大会，枪毙了5名“阶级敌人”。“联总”总指挥王雄宏在大会上说：“我们城关镇是全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我们在这里杀几个坏家伙，将对全县产生深远的影响！”
王总的估计非常正确。这种开大会杀人的方法马上便为下面各区社效法。
时任县委副书记的“革命亮相干部”肖德雯在他的讲话中没有直接表明对杀人事件的态度，但特意引用了一段毛主席语录：“我们应当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城关镇万人杀人大会之后，“联总”下属的一个群众组织新田县“湘江风雷”的头头肖邦久起草了一份《紧急倡议书》，在全县范围散发，鼓吹杀人。另一个头头副司令兼县文攻武卫指挥部指挥长雷玉荣，专门组织了一个手枪队，哪里杀人就到那里去支援。
在新田县文革杀人事件中，当时实际掌握政府权力的县武装部又做了些什么呢？
1967年8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7军下发了一个《社情电报》，新田县人武部收到后，专门拟了个通知传达到各公社，该通知只引用了电文的前一部分，即“根据各方反映和部分查证，道县近来四类分子活动嚣张，散发反动传单，凶杀贫下中农，进行反攻倒算，组织反革命组织，阴谋暴动。在县武装部和公安机关处于瘫痪的情况下，广大贫下中农唯恐四类分子翻天，有的主动采取行动。”而对后一部分“我们认为对杀人凶手和四类分子中作恶多端，活动嚣张，企图变天的可以依法严惩外，四类分子不宜滥杀，四类分子子女不能视作四类分子，必须按政策团结教育，不能混淆了专政对象和非专政对象的界限，这样才便于争取四类分子子女……”只字不提。此时新田县还未出现杀人现象，通知传达到各公社后，不少公社写报告、打电话，或派专人来县请示杀人。其中新圩公社反映，他们那里挖出了“501、502、503反动组织”（假案），要搞暴动。陶岭公社反映，他们那里出了个反革命组织“复兴会”（假案），气焰嚣张，企图复辟，扬言要杀干部、贫下中农。骥村公社武装部长接县人武部通知后，于9月8日，主持召开大队支部书记、文革主任、民兵营长、治保主任紧急会议，传达县人武部通知。并在会上说：“道县的四类分子进行阶级报复，杀贫下中农，阶级敌人兴风作浪，贫下中农遭殃。我们公社敌情复杂，对罪大恶极的四类分子，该杀的要杀，该管的要管，不杀几个，这股歪风刹不下去。”会后，各大队分头行动，基本上是仿照道县模式，开始杀人，全社共杀48人。枧头公社也在同一天（9月8日）召开公社干部紧急会议，会议由公社武装部长主持，并在会上说：“我们公社四类分子很猖狂，他们在秀凉山开黑会成立了反动组织‘205独立师’（假案），他们的纲领是：‘8月15日砍高粱，先杀党，后杀干，中农杀一半，贫下中农全杀光。’我们民兵要武装起来，镇压阶级敌人。再不动手，我们贫下中农要吃大亏了。”会后，给三个武装民兵排发了子弹，这些民兵背着枪杠着红旗，敲锣打鼓下到各大队去支援杀人。全社共杀113人，是全县12个公社中杀人最多的。从县人武部的这个通知发下之后，（1967年）9月8日至12日，短短4天时间，全县已有15个公社出现了杀人事件，被杀人数为129人。各方面反映十分强烈。直到这时，县人武部才于9月12日召开全县各公社武装部长会议，传达47军《社情电报》的后半部分，但没有具体提出制止杀人的措施。不但没有起到任何制止杀人的作用，反而在会后出现了第二次杀人高潮，从9月13日到15日三天时间，全县又杀230人，占杀人总数的40%。
冷水滩市、永州市（零陵县）
这两个市文化大革命时期尚未建市，统属零陵县。
冷水滩市文革杀人事件，除受道县“杀人风”影响外，1967年8月12日的一起刑事案件也起到了某种导火索作用。该日，现属冷水滩市的郝皮桥公社庄冲大队尹村生产队队长雷付生与邻居地主子弟郑荣垒因小孩玩火引起纠纷，发生斗殴。打斗中，郑荣垒失手将雷付生打死。郑闯下大祸后，惊慌失措跑到山上躲藏，被大队民兵搜山抓获，当场用石块棍棒打死。8月16日，郝皮桥公社召开群众大会隆重追悼雷付生，声讨四类分子的滔天罪行，要为阶级兄弟报仇雪恨。会上提出“阶级敌人要翻天，我们要坚决镇压”！要求各大队贫下中农行动起来，对郑荣垒这样罪大恶极的四类分子采取“果断措施”，打掉阶级敌人的嚣张气焰。追悼会后，各大队开始杀“四类分子”，并迅速地引发全市性的杀人事件。
永州市文革杀人事件应当说是从富家桥杀开的。虽然此前，早在7月23日，已经发生了黄田铺公社双江桥大队支部副书记胁迫3名地富子弟将地主分子蒋德生父子3人沉河的事件，但该事件一开始并没有被认为是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而是视为报复杀人的刑事案件，因而对全市性的杀人事件几乎没有影响。8月下旬，富家桥区富家桥公社永兴桥大队受道县“杀人风”影响杀了该大队3名四类分子。区武装部长唐××接到报告后，感到有必要召开一个会议讨论制止滥杀的问题。于是专门召开了一个全区大队以上干部会议。但是会议的气氛与原来的设想有些格格不入，大谈阶级斗争，大谈各种道听途说的敌情，谈到激动处有的干部甚至捶胸顿足、热泪横流。湖南一带农村干部有个好喝几口小酒的习惯，当年的会议餐不像后来安排得这样周到，一般不安排酒水，所以休会的时候，一些干部打平伙买酒喝；酒买了，没有酒碗，就跑到区供销合作社去借。站日杂柜的营业员是个地富子弟，说：“我们这里的碗不能借，只能买。”借碗的干部不高兴了，说：“你一个地主崽子神气什么！”该营业员仗着自己是吃国家粮的，不把农村人放在眼里，说：“不能借就是不能借，这是国家的财产，借给你用过了，还怎么卖？”结果激起了与会干部的愤怒，把他从柜台里拖了出来，拖到旁边的河边上，从二十多米高的桥上扔进河里，淹死了。
这件事如一粒火星落到一大堆干柴上，立即引起一场大火。“屌他老母亲的，一个地主崽子都敢欺负我们！”与会的社、队干部议论纷纷，越说越气，会也不开了，一声喊，纷纷赶回各自社、队布置杀人。三天功夫杀了158人，占全市杀人总数的一半以上。
蓝山县
蓝山县是整个零陵地区开始杀人最晚的县，（1967年）9月10日才开始杀人，整个文革杀人事件中共杀145人。该县杀人的特点是基层干部阶级斗争觉悟高，大队一级自发追查反革命组织，继而杀掉其中的“骨干”。现已查明，全部系假案。
该县最典型的杀人案例发生在清水大队。该大队杀人时，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派了村子里一个“蠢子”（脑筋不太灵活的人）去执刀。因这里杀人也跟道县一样有“手续费”，就是给钱或给谷子，这个“蠢子”杀了19个人后，找到大队干部要分谷子。大队会计说：“19个难算，干脆再杀一个凑个整数。”于是这个“蠢子”又跑回去，找到本村一户地主家，把地主家的小孩子随便捉了一个杀掉，凑了20个整数。
祁阳县
该县原属衡阳地区管辖。1967年文革杀人事件中，该县毗连零陵县的周塘公社用捆绑吊打的办法，逼供出一个所谓的“黑杀团”。公社组织委员李新明等人扩大战果，组织深挖广查，很快将该组织成员“发展”到600多名。其他各公社积极响应，追查风扩展到全县33个公社，其间共杀218人，刑讯逼供致伤致残1000余人。
东安县
1967年受道县“杀人风”影响，全县仅杀11人，这在当时根本不算一回事。但是，大规模的道县“杀人风”平息八个月后，1968年6月上旬，该县展开三查（查叛徒、查特务、查走资派）一清（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川岩公社在审查一名有作风（男女关系）问题的妇女时，审出了一个反革命组织“反共救国军”的线索，顺藤抓瓜，抓住了一名叫蒋梧生的外逃地主分子。川岩公社如获至宝，公社书记亲自挂帅，对蒋严刑逼供，“一定要审出点名堂来”，蒋梧生受刑不过，交待参加了“反共救国军”，而且还是个副司令，司令是井头圩公社的历史反革命分子伪连长徐嘉，下设三个团，川岩一个团，井头圩两个团，并供出地富子弟黄春恩等15人为该组织成员。情况汇报到县里，县革命委员会高度重视，在县革命委员会统一部署下，全县普遍开展以追查“反共救国军”为中心的三查一清运动，从1968年6月10日到9月13日，95天中，挖出了一个有2258人参加的庞大的“反革命组织”，追查、刑讯中，打死141人，被逼自杀278人，致伤致残1132人。
在追查“反共救国军”过程中，大搞刑讯逼供，实施了36种刑罚，这些刑罚残忍致极。这些县的大屠杀有几个特点：1.屠杀规模空前，残忍无比；2.被杀者为无辜百姓，纯系冤杀；3.屠杀指挥者为基层政权如武装部、革委会（或革筹）、人民公社和生产队的领导机构；4.阶级斗争是屠杀的指导思想，屠杀前制造谣言，说阶级敌人要杀人等。因而被屠杀者中多是历次政治运动中制造的政治贱民，如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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